[] 《一次别离》善恶生死的信仰力量

--> 《一次别离》善恶生死的信仰力量

　　在去年的国际影坛上，《一次别离》可谓横空出世，从柏林的“金熊奖”到奥斯卡的“最佳外语片”席卷全球。这部伊朗电影凭借其真实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，打动了评委和观众。东西方不同文化与习俗的人都能够理解影片中的伦理和世故，两个家庭的悲剧胶着在一起，社会阶层，年龄和信仰的取舍，因一个看似普通的纠纷而变得戏剧化。放眼电影之外，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伊朗，在西方媒体的偏见中常年被“妖魔化”，《一次别离》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伊朗社会，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民并不特殊，他们的情感世界与地球上任何地区一样，在痛苦中寻求真诚的慰藉。
　　
　　整部电影就人物和环境而言很“小”，却又能在细微的细节中凸显出伊朗民众的基本共性。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伊朗电影都是“以小见大”的精巧、质朴之作。从伊斯兰革命之后达利什•梅赫朱为代表的“写实主义”， 马基德•麦迪吉的“儿童视角”，以及阿巴斯，帕纳西，戈巴蒂，毕茨等人，构成了伊朗影坛愈加繁盛的“第三、第四代”导演。身具民族责任感的阿斯哈•法哈蒂也是其中的佼佼者，这部影片翻译成《一次别离》多少有些文艺，若译成“纳德与西敏的一场离婚”则显得太通俗直白，而《伊朗式分居》则恰到好处的点明了这场家庭危机的代表意义和社会普遍性。影片一开场，就是法庭判决离婚的长镜头，导演运用了主观镜头，把摄像机当做法官，让纳德与西敏直接面对观众说话，争吵中阐述自己对于家庭、亲人和未来的价值判断。西敏对法官说她一定要出国，“我不想我的女儿在这种环境中长大”，这个离婚理由不由带上了政治色彩，法官甚至被她的坚持所激怒“你说什么样的环境？女士！”这是整部影片中唯一一处涉及意识形态，引发外部联想的场景。他们对面的观众不禁要问西敏，“逃离伊朗”的真正理由是什么，值得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庭、父母和工作。从后面的剧情可以看出，离婚并不是因为生病的公公，而是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，让人联想到西方媒体一直渲染的闭塞、保守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伊朗。
　　
　　然而这个背景在之后的两个钟头里并没有展开，观众眼前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伊朗社会，他们有健全的法治——法庭、起诉、作证、保释等程序都与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成熟，妇女拥有受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权利，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明显，每个人都在维持尊严。从纳德一家的经济条件来看，他们应该算是中产阶级，有房有车，夫妻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唯一的女儿在女校读书，旁人看来应该幸福的家庭，唯一的烦恼只有爷爷患了老年痴呆症。从表面上看，爷爷的病状即是整个家庭的矛盾起点，又是造成护工流产的直接原因，在影片前半段推动了剧情高潮。而从深层次分析，导演法哈蒂是在通过人物，浓缩了伊朗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处事风格和人生观上，他们的分歧影片后半部更加明显，即用家庭矛盾掩盖社会矛盾，又巧妙的规避了电影审查。
　　
　　从影片中几处场景简略的法庭戏中，这对夫妻的性格差异一望即知，母亲坚决，父亲固执，如果不是有女儿巧妙的周旋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女儿特玫也是整部影片中隐藏的关键人物，因此被导演安排在最后一个场景里，由她来作出艰难的决定。导演的开放式结局，再一次把选择留给了所有人。贯穿整部影片，女儿的眼神几乎无处不在，她看出来父亲的焦躁和隐瞒，也看出了母亲的留恋，甚至于瑞兹母女难言的困境，也在她纯真的心底留下了痕迹。西敏离开了女儿和丈夫，纳德只能依靠钟点工瑞兹来帮忙照顾父亲，然而这个选择带来了激化矛盾的隐忧——瑞兹有孕在身，她是瞒着丈夫出来打工的。
　　
　　瑞兹一边带着孩子，一边做钟点工并照顾患病老人，除了辛苦还有另一层禁忌。根据《古兰经》教义，不允许她接触其他男性的肢体，但是为了给丈夫赚钱，她又不得不难为老人更衣洗浴。两个家庭就在这种世俗和宗教的困境中试图度过难关，导演的镜头给出了瑞兹的纠结，也给出了纳德对于父亲的愧疚。矛盾的爆发在这种硬扭的积累下越来越近，终于一次纳德提早回家，发现瑞兹不知所去，而父亲昏倒在病榻旁，双手还绑在床上。孝顺的纳德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钟点工身上，粗暴的把她推出门，导致了这个妇女的流产。在这场高潮戏之前，导演其实耍了一个剧本的“花招”，在瑞兹发现老人私自出走并出门寻找时，叙事被刻意的丢失了，镜头再转回家中时，表面上有惊无险并未发生什么，实际上却隐藏了全片中最大的一个伏笔。
　　
　　伊朗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一直都拿出了探讨，比起《关于伊丽》和《没有男人的女人》等片，《一次别离》中的歧视感更为隐蔽。至少在纳德一家中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西敏是拥有平等和自由的；而在贫穷的瑞兹家，她还处在传统的弱势地位，影片中暗示着瑞兹粗鲁的丈夫有家暴倾向，但并没有正面描写。他的疯狂举止，应该看做是一个男人失去孩子的愤怒，虽然过激，但并非不可理解。流产的意外发生后，影片转入了大量的法庭戏，证据的关键在于纳德是否知道瑞兹已经怀孕，如果成立，他将会被判处“杀人罪”。这里就涉及到伊朗法律关于胎儿生命的定义，显然故意造成流产的罪行非常大，所以纳德要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“不知情”。然而妻子西敏和女儿特玫心中有数，纳德其实早就知道瑞兹有孕在身，他的谎言只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完整，固执的把过错推到私自外出的瑞兹身上。影片发展到这一步，纳德的自私已经显露出人性“恶”的一面，他在妻女面前的开脱软绵无力，“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”，最终还是西敏给他找来了弥补过错的机会。相比粗暴的瑞兹丈夫，纳德因父亲受伤而做出的愤怒举动，或许更能博得同情，他用钱来赎罪本来已是整个故事最完美的结局，然而就在电影趋向缓和的结尾处，导演终于拿出了自己“蓄谋已久”的伏笔，颠覆了流产的“事实”。瑞兹之前所有的证词都被推翻，她因为伦理道德和信仰的自责，无法继续瞒骗下去，《一次别离》的剧情张力在这一点达到了最高潮。
　　
　　无关对与错，善与恶，只是真实的不幸。两个家庭的纠葛，意外的事故中折射出了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。夫妻，父女，雇工与雇主，穷人与富人，生的老人和死的胎儿，都在这个人生交叉口上相遇，互为因果。《一次别离》从某个窗口窥探了所有这些，伊朗人的生活是复杂而立体的，既非官方的宣传，也非西方的臆想，导演法哈蒂完成的不仅是现实主义的纪录，更是微妙的人性思考和社会解剖。